黄河南岸这一方

我的家乡开封坐落在豫东大平原上的黄河南岸，上了年纪的人提起这座城市的名字，常以“沙城”二字代之。那个时候，站在城楼口向外一望，就像置身于一片“黄海”之中，那连绵起伏的“浪涛”，就是形似山包的沙丘。特别是到了冬春两季，刮起风来，沙浪骤起，让人睁不开眼张不开嘴；就连刚种上的庄稼，须臾之间，竟将种子吹得无影无踪……后来，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，造成了黄河决口，层层恶浪，吞没了难以数计的庄村、人畜和土地。放眼望去，千里茫茫，颗粒绝收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，只好拖儿带女他乡奔逃。临行前，含泪望着那形似山包的沙丘与那时常泛滥成灾的黄河，责其为罪孽不浅的穷“山”恶水。

到了1949年10月，正义战胜了邪恶；从此，这里的人们开始营建新的世界。在那“大跃进”、“学大庆”、“学大寨”的日子，人们公而忘私，决心先治“坡”后安“窝”；望着那形似山包的沙丘与滚滚东流的黄河水发下宏誓：向大自然开战，兵分两路，治“山”改水。

治山难，难于上青天。要让荒沙长出葱绿，首要的任务是植树造林。开始，人们在沙窝里含辛茹苦栽上了树苗；可狂风一吹，却将树苗连根拔除。但这里的人们对此情景并不气馁，坚持数年如一日的植树；结果一二十年下来，老天竟不负人，杨柳参天成行，且回字形紧密相扣，严严实实地成了这一方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。

沙“山”被封住了，人们的眼睛自然又盯住了在旧社会不断泛滥成灾的黄河，想方设法让其为我所用。人们望着滔滔东流而去的黄河水，竟做起了江南水乡梦。说要引黄插稻，发誓要过鱼肥稻香的天堂生活。一支近十万的治黄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到黄河岸边，在那里建闸筑堤，破土挖渠。弹指功夫，就把波浪连天的黄河水牵引出来，千条浪头似莽蛇出洞，顺着渠道，昂首挺胸扑向了田间。人们唱着、跳着、欢呼着。继而忙着撒种育苗，整畦插秧……待夏去秋来之时，那江南水乡之“物”，或许因大锅饭带来的诸多管理不善，棵棵秧苗竟是穗小籽瘦，每亩产量不足百斤。退水后却滋生出皑皑如雪的碱渍，害的禾苗不生不长；没法子，家乡人只得吃粮靠救济，花钱靠贷款。无奈，人们含泪叹息那一枕南国水乡梦做的凄楚……

岁月流逝，眨眼功夫到了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年月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家乡人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解放了思想，增添了致富意识，再一次做起了江南水乡梦。请来了水利科技人员，实地勘察，勘明了良田碱化是地下水位升高所致，而混浊的黄河水既可淤地压沙盖碱，又可增温肥田。于是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引黄灌淤造良田的人民战争又一次打响了。人们修复了引黄水利工程，加固了岸堤水渠，又一次打埂整畦，撒种插秧，施肥拔草……慢慢的，这里出现了奇观：白花花的碱渍不见了，高低不平的地表淤平了，放眼望去，到处是一片葱郁。夏去秋来，沉甸甸、黄橙橙的稻谷香飘十里。刹那间，这里成了金色的海洋，金色的世界。从此，黄河南岸这一方贫寒的土地，不仅捧出了鱼米藕荷，也捧出了北国的秀丽风光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家乡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。然而，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，却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；那时，除了三条干线公路贯穿全境外，余者尽是些沙滩路、泥浆路，七歪八扭布满了乡间。这些羊肠小道，崎岖不平，坎坷难走，当地特产汴梁西瓜、大米、花生等运不出去；更有甚者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，不仅容量小，而且音质弱，人们叫一个长途电话往往苦等十几个小时。为此，不少人急的发火，气的发疯。于是，饱受制约之苦的家乡人决心砸锅卖铁也要把路修通、邮电通信搞上去。故而，他们除自己勒紧腰带最大限度的搞好集资外，还要四处奔走，八方求援，利用“借船下海”等方式，广筹资金，日以继夜地建造这两项至关重要的工程。成功来源于心血的浇灌，他们就是以这种拼命精神，前后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，竟然将这两件大事全办的妥妥贴贴；不仅交通网络遍及城乡，村村通了公路。而且，所有乡镇全都实现了邮电通信交换程控化，农民手中的大哥大、BP机也屡见不鲜。

星转斗移，光阴荏冉。时间发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我的家乡开封，在位于豫东黄河南岸这一方土地上，却生长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：新修的公路四通八达，新建的工厂遍及城乡，新起的楼房鳞次栉此，新增的汽车高档再高档。特别值得一提的，这里的人们已住上了房新、宽敞、样式别致的独院。有的人家还配置了冬夏冷暖的电器，个别的也有了摩托和汽车，人均年收入1800多元。亿元村、小康村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的涌现出来。这在旧社会逃荒多、要饭多、出外打长工多，解放后一度吃粮靠救济、花钱靠贷款的穷地方，自1978年起，时至今日，仅仅是二十年的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。